• 1、杭州市卫生健康委赴富阳区专题调研清廉医院建设
• 2、杜阳林：重温少年的爱与痛，他捧出一个怎样的乡土中国
• 3、更新了！杭州市托育机构备案白名单发布

杭州市卫生健康委赴富阳区专题调研清廉医院建设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总方针，持续涵养全市卫健系统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的良好政治生态，进一步提升我市清廉医院建设水平，近日，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方健国带领相关处室负责人赴富阳区专题调研清廉医院建设工作。富阳区副区长詹艳青陪同调研，富阳区卫生健康局领导班子，富阳区直属医院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中医骨伤医院、区第一人民医院现场考察调研亚运会保障和清廉医院建设情况。

在区一院，调研组一行仔细观摩智廉医院大数据监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平台各方面情况的汇报；在座谈会上，富阳区卫健局及区一院、二院分别就清廉医院建设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调研组高度肯定富阳区清廉医院建设工作，指出富阳区运用数字手段，注重系统协同，立足抓早抓小，不断强化清廉医院建设工作。同时对智廉医院大数据监管平台建设提出意见建议，要在确保平台基础数据完整及时真实上下功夫，在开发更多应用场景上加强思考，聚焦进一步形成闭环提升效果，适时推广应用，真正通过平台让患者得实惠，医院得发展，政治得清明。

调研组结合当前工作实际，为富阳区开出“清廉处方”，助推高水平清廉医院建设。

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清廉医院建设责任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我们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理解廉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清廉医院建设将卫健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突出重点，切实增强清廉医院建设针对性

要在教育上下功夫，做到对象上全覆盖、内容上全涵盖、时间上全天候、形式上全方位；要在监管上下功夫，管住关键人，管好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管到关键处；要在制度上下功夫，做到制度健全有序，执行落实有力，真正发挥制度管长远作用。

标本兼治，切实增强清廉医院建设实效性

要深化改革，聚焦重点领域，抓住关键环节，细化工作责任，统筹推进干部选任，绩效考核、集中招采等各方面综合改革。要优化管理，高度重视信访工作，真正做到“把信访当作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及时发现解决医院管理问题，不断提高医院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要强化整治，增强“别人生病我们吃药”意识，针对突出问题要加大力度开展专项整治。要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敢于整治顽瘴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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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阳林：重温少年的爱与痛，他捧出一个怎样的乡土中国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杜阳林。

杜阳林是四川南部县人，在成都曾经从事新闻工作，一度成为传媒江湖的风云人物，撰写的报道多次荣获新闻奖。但他一直放不下自己的文学梦，离开媒体从事文学创作，成了巴金文学院的签约作家。他在推出新作《惊蜇》之前，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和非虚构等一系列作品。

他的散文集《长风破浪渡沧海》，透视了这位70后作家走过的人生历程。

如果你没有读过他的一些非虚构作品和这部刚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惊蜇》，你不会将作品与这个安静内敛，为人谦逊又特别沉稳的成都中年人联系在一起。他与《惊蛰》主人公凌云青一样，父亲早亡、母亲寡居，和兄弟姊妹在极端贫困的家庭长大，甚至有着与主人公相似的成长图谱。

《惊蜇》最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早期的小说。小说从主人公凌云青以四岁之躯，在父亲的葬礼上打引魂幡开始，到少年云青考上大学离开家乡观龙村戛然而止，呈现了中国上世纪70年代乡村少年的个人奋斗史，同时也呈现了整个观龙村的真实生态，人情世故，以及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熟悉《惊蜇》写作过程的著名作家阿来认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映照了杜阳林成长的影子。对此，杜阳林说，“其实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家乡真实的生活，比《惊蛰》还要艰难。”

在杜阳林质朴写实的笔墨中，我们也跟着主人公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主人公凌云青走进学校的这一年，也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

物质的贫乏，使小说中云青的兄弟姐妹们成为“饥饿的小孩”，因为缺失文化，造成乡村人的无知和愚蠢，也使少年云青成长中，周围一些人充满自私、凶蛮和凉薄的人性。面对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杜阳林的笔墨毫不花哨，也没有多余的“花腔”，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恶一并端上，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的人间生存群像。

正如路遥说的，观龙村，也不过是个“平凡的世界”。

这个观龙村的小世界，不仅显示出杜阳林小说的情感投射，也显示出作家那种中国乡村田野调查式的客观性，一种超越了个人经验的，在更高维度的深刻审视和打量。

所以一些文学评论家说，杜阳林讲的，是又一个乡村为主场的“中国故事”。

读完这个长篇，记者又去读了之前杜阳林写的同题材的非虚构散文。其中，有写到自己的母亲的，有写到童年自学、生病、与细妹子的情谊等个人回忆的，以小说和非虚构的不同形式，与这一部《惊蜇》，紧密地回应叩击魂灵的那份交织和纠缠。

这是杜阳林一个人的私人记忆，一个人的人生版图，一个人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小说中的时间似乎与当下拉开了几十年的距离，定格在一种“回望”的姿势上，也定格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乡村。

我们知道的大背景是，此后，无论是中国的城市与乡村，都发生了巨变。我们不由想，《惊蜇》中的一个个人物，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是否有新的机遇，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观龙村，再过十年二十年，是否也将跟外面的世界发生更多的联系，而更多的云青、云鸿、小木匠，以及村庄里那些似乎命运被过早“规定“的女性，是否将离开，去未知的远方？

杜阳林说，他还将面对同一块土地，将当下的乡村呈现出来。或许，那将是《惊蜇》的续曲。

“有些刻骨铭心的感受，我从文字中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如今的作家杜阳林说。

7月炎夏，《惊蜇》甫一出世，既见读者反响热烈。7月7日下午，一场《惊蛰》研讨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国内老中青20多位国内顶尖文学批评家、作家参会讨论。研讨会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研讨会的阵容相当强大，包括梁鸿鹰、孟繁华、贺绍俊、刘庆邦、陈福民、张学昕、刘琼、王春林、何平、杨庆祥、张莉、刘大先、李云雷、饶翔、杨青、虞文军、曹元勇等在内的众多文坛名家，参与了当天的研讨。他们和作者杜阳林就时代与个人、乡村文明的现代化、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等多个重要主题，展开了深入全面的探讨。

打开杜阳林的《惊蜇》，也打开了一个时代的惊蜇之变，一个群体的惊蜇之醒。

以下是钱江晚报记者与杜阳林的对话——

【一个人的刻骨铭心：从童年到少年的十年】

钱江晚报：《惊蛰》从父亲的葬礼始，云青出发上大学终，跨度是主人公从4岁到14岁前后十年，你在构思这个小说时，为什么选取的是这一个十年的时段，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吗？

杜阳林：这十年时间，对于小说主人公凌云青，是非常重要的成长经历。在十年里，他完成了从一个懵懂儿童到准大学生的人生蜕变，这是对“人”的重要性。而对“时代”而言，1976年到1986年的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发生了很多令人刻骨铭心的大事，横跨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光”，个体与大时代背景相叠加，成为我选取这十年时段的重要缘由。

钱江晚报：写《惊蛰》，我们知道有原型，乡村和人物都有原型，那么在你的书写过程中，个人记忆和对时代、对乡村的一种普遍性上的，大局上的把握，哪个更重要一些？在两者之间，你又是怎样去平衡的？

杜阳林：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总是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在我记忆中的原型个体，都是“大时代下的‘那一个’”，他们个体的典型性离不开大时代的影响，所以，在我书写时，对于“个体和大局”并不存在矛盾取舍，而是沿着记忆之路，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

钱江晚报：你在书中写了不少女性，徐秀英和采萍母女、还有吉祥是善良的、忍辱负重的，被欺凌的一类；还有一类女性，比如刘翠芳、岳红花、采萍的婆婆等，虽然也是普通农村妇女，不是十恶不赦，但她们身上似乎人性丑恶的东西特别多，她们的身上人性的缺陷特别多，你觉得这是完全客观的真实乡村女性的呈现吗？为什么这些女性自身也是“弱者”，却作恶多端，似乎对孤儿寡母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你揭露的是人本性中的劣根性，还是因为没文化、愚昧，必然会是这样的一种“乡村女性”群体的人性？

杜阳林：我先解释一下，刘翠芳、岳红花等女性，虽然身上体现了恶的一面，但同样也体现了深深的无奈，比如刘翠芳，她因为狐臭而被丈夫嫌弃，甚至与之分床，这对一个女人的自尊心是不小的伤害，而岳红花和孙铁树之间，一直都缺乏有效沟通，孙铁树对于往事讳莫如深，对于如今帮助寡妇秀英的事同样只字不提，作为妻子的岳红花，只能靠着猜疑过日子，这对她同样是种折磨。刘翠芳和岳红花之恶，与她们自身性格有关，与她们的家庭关系，乃至当时的“乡村生态气候”也有关系的。那时乡村尚保留传统封建思想的残渣，一句“寡妇门前是非多”便可将清白无辜的徐秀英钉死在耻辱柱上，刘翠芳、岳红花等人，既是这种糟粕思想的施暴者，同样也是愚昧的受害者。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我们常常会看到让人痛心的一幕反复上演：最为难女人的往往是女人。女人更能明白女人的软肋，抓住弱点“精准伤害”，并乐此不疲。在戕害和凌辱“弱者女性”时，这些自忖为“正义守护者”的女性得到了什么呢？也许得到了一种虚妄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更为完美和强大，抑或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她们的愤怒和不幸，必须要找到另一个更弱的对象来发泄。乡村女性也好，都市女性也罢，当她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手中挥舞大棒，狠狠砸向无辜且弱小的女性时，暴露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劣根性，还表现了某种陈腐、恶臭观念对她们的侵蚀和扭曲。

钱江晚报：我们看到一些乡村为背景的作品中，似乎像格非的《望春风》等等，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两个真正有文化的人，比如小说《惊蛰》中的周爷夫妇。在我们江南，我也听一位艺术家朋友说，他从小在富阳乡下成长，他的文化底子得益于文革时村里从城市下放来的一位学者文人，跟你写的周爷的境遇完全吻合，这些外来文化人，似乎是给了文化贫瘠的乡村社会一口文化的“氧气”，使乡村有了接上文明的灯塔，你怎样看待周爷这样的外来文化人对当地乡村的影响？为什么你写周爷最后还是在观龙村养老，而不是回到城市，有没有什么考虑呢？

杜阳林：小说《惊蛰》中的周凤藻从城市到乡村，一开始是被迫的，受制于时代对他的驱赶，但在广袤的土地之上，周氏夫妇渐渐学会了融入乡村生活，并与生存环境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后来，周凤藻和上官云萼决定在观龙村养老，已经不受任何外力的限制，成为人物自主的选择。他们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给偏远闭塞的乡村吹来了一缕文明的气息，激荡着像凌云青这种贫穷孩子向学不辍的纯真心灵，但同时，乡村也给予他们尊重和自由，让周氏夫妇千疮百孔的心得到疗愈的可能，他们和乡村之间，是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也为周凤藻最终决定“回观龙村”埋下了伏笔。

【观龙村：一方水土一方人，以及食物的味道】

钱江晚报：如果从田野调查的角度，“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书的最后，凌家几个孩子纷纷表示“不喜欢观龙村”，因为记忆中太多痛苦而不是温情，虽然观龙村也有善良的人在帮助这一家，但凌家孩子似乎更急需摆脱的是关于家乡、家乡人给他们的痛苦记忆，我这样理解或许有误差？也许像小说里写的，离开了的云鸿云青的那份心情，“也许，只有到了很远的地方，才会让我们真正明白，观龙村也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温暖和牵绊”？

杜阳林：小说中的凌家孩子们急于逃离观龙村，并不因为它是“穷山恶水”，而是有了人的觉醒，想要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对于云青而言，他的离开也许是那个时代乡村孩子最优选也最羡慕的选择，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去往城市的他，怀揣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他内心是笃定的，未来的路已隐约成型。可就算是这样，云青坐上绿皮火车，还是有着牵连不已的脉脉柔情，对家人，对故乡，他的爱是那么深刻，哪怕曾在这片土地上受尽折磨，也从未断绝和改变。以云青为代表的乡村少年，热爱家乡，与离开家乡，二者之间并非矛盾关系，家乡给予云青的苦楚是真实的，但同样也给予他滋养，让他有机会成长为一个坚强善良纯真勇敢的少年，他永远都不会割舍对故土的这份情谊，这种深爱。

钱江晚报：《惊蜇》中有很多饥饿年代的食物的味道，比如徐秀英做的酸菜、压的豆腐、云青重病时借的肉等等，食物与艰难时世紧紧贴在一起，食物又昭显四川的舌尖上的味道，淳厚的风土人情，母亲做的食物，是否也是你记忆中的家乡的味道？

杜阳林：也许在孩子的记忆中，每一位母亲都有让他惊叹的“魔力”。小时候家境很不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我母亲常常能用最简单朴实的食材，尽量做出一道道乡间美味，存留在我记忆中的味道，至今仍“齿颊留香”。母亲以她的巧手来推豆腐、做酸菜，她没有什么文化，一生也说不出多少大道理，但她给予我为人要正直上进的教导，就像她巧手烹出的粗茶淡饭一样，永远难忘。当我回忆母亲食物的味道，我回忆的也是家乡的味道，时代的味道。

钱江晚报：书中有几个细节，提到两家邻居为了土地的界石而起争端，也写云青和同学为课桌界线起的纷争，又联想到了周爷夫妇从城市分配到观龙村，城乡之间当时似乎毫无互通可能的界线，在你的书写中，“界线”在当下的中国人身上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隐喻？

杜阳林：从过去到现在，“界线”的形式和内容会变，但它一直存在。比如云青念书时，同桌钱金宝硬要在课桌上标注一条“三八线”，如果云青越线他就有了嚷嚷喊打的权力；农村各家各户的地块之间由界石、界沟甚至“界山”相隔阻，标注了各自的“领土权”；周氏夫妇是被人驱逐到观龙村，在他们面前，城市和乡村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鸿沟，城市已不再有他们的立锥之地。这些“界线”都带着时代的烙印而存在。到了现在，社会上依然有界线，比如“阶级壁垒”，社会阶级的沟壑仍然存在，一些出生于贫寒家庭的孩子，并非自身不努力或缺乏天赋，但因为他们没有在人生的分岔口做出正确选择，难以获取自己想象中的成功。我认为“界线”的存在，既然是难以一笔抹除的，最好的选择不是去抨击去抱怨，而是正视它，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做出最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化纤裤子以及一个时代的物质符号】

钱江晚报：在书中看到一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物质符号，比如化纤裤子，你写得很有趣，让人看得笑出眼泪，化纤裤子成了“高级和文化”的象征，还有上宫云萼拥有的村里的第一架照相机，一个作家总是有独特敏感的眼光，去捕捉时代里最有代表性的细节，当你书写七八十年代的事务时，你做过一些什么准备？怎么才能把握那个年代的精准印象？

杜阳林：我生于1972年，在书写《惊蛰》时，其实是借助了儿时“记忆库”里的很多素材，物质贫乏的时代，人们反而会更加珍视物质，云青辛苦攒钱才买来的牙刷、小木匠送给心上人的化纤裤子、细妹子的哥哥专程从北京寄一本文学期刊给妹妹……那时的人们，对于“东西”有一种郑重和神圣的态度。我回想着贫瘠时代这些酸甜苦辣的往事，也通过阅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报纸、旧杂志来获得“那时的语感”，以此更好地把握和呈现那个时代。

钱江晚报：现在很多12岁的孩子，还是在长辈膝下承欢的无忧无虑的少年，而凌云青的12岁已经成为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已经明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们说不同时代似乎没有可比性，当年你年少时经历的物质之贫，身体苦难之痛，当下这个时代的乡村少年也很少会经历了，但当下的乡村孩子也有他们的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物质上虽然不那么匮乏，但乡村童年依然有当下的匮乏，你对现在的乡村状况有没有观察？是否准备有新时代的记录？

杜阳林：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美丽，也有它的隐痛。我一直都对当下乡村现状很感兴趣，也准备在下一部长篇小说里，对此有所呈现。当代乡村的少年，也许不再像凌云青这样，过着食不果腹的贫寒生活，因为丧父而遭受外界的凌辱，但他们又有着新时代下的烦恼和迷茫，每一代人的“突围”，也许都要经过自我的“惊蛰之醒”，才能真正获得成长的力量。

钱江晚报：你写了凌云青屡次遭遇的身体的巨大疼痛，从很小被恶意烧伤，到患骨膜病差点死去，还有各种毒打，挨饿受冻，一个少年肉身的痛苦记忆，似乎已经成为本书主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在写作时，是否想以肉体之痛的书写来宣泄自己童年至少年的切身痛苦记忆？这样的私人记忆的表达，现在的你从中能得到什么？个体的痛苦，是遗忘在时间里好，还是作为私人史，需要被记住？

杜阳林：书写云青的肉身痛苦，我不仅仅是想宣泄自己的切身痛苦记忆，因为身体的伤痛，早已在时间的河流中愈合与消退，我并不需要通过书写的方式来进行自我疗愈。在一部虚构的小说中，带着大量非虚构的细节记忆去回溯往事，我更想隔着光阴的距离，去审视一个孩子，是如何在伤痛中艰难走出一条路来，完成他的个体觉醒和成长。

钱江晚报：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一般我们理解中的乡村中国家庭是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但你书中，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角色的出现，似乎家中失去了男人这顶梁柱，只剩下寡母带着孤儿，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惊蜇》中几乎没有老人呢？

杜阳林：在《惊蛰》中，其实惊鸿一瞥般出现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影子，不过在1976年到1986年的时间线中，他们都已作古。文中通过秀英的回忆，简单勾勒了她母亲早逝，和继母一起生活的少女往事。而陈金柱当年多亏云青的爷爷奶奶收养，才不至于流离失所。

【个体经验、乡土写作和远方】

钱江晚报：因为《惊蜇》，乡土中国的作家榜上又有了杜阳林这一个书写者。我想问一下，之前关注其他中国作家的这方面的写作吗？你觉得自己的乡土中国的书写与他们最不同的是什么，有什么独特性？

杜阳林：也许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我一直很喜欢阅读乡土小说，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乡土作家的作品，只要能从里面读到泥土的芬芳，如丝的乡愁，都让我内心有所触动，发生共鸣。我写乡村小说，目前还在探索与实践阶段，虚心学习别的乡土作家的优势，个人并不认为有格外的独特性。

钱江晚报：语言上的拿捏是你写作本书时很在意的一个问题吗？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四川特色的语言，比如瓜娃子、老汉，还有当地民歌的引用，写作中你是否刻意去寻觅一种最适合你的观龙村场域的语言来表达？

杜阳林：语言是小说的载体，在写作时我并没有刻意地“精心挑选”，语言是自然而然地聚集到指尖，像流水般慢慢淌下来。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写作过程当中，我都是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语言无需“拿捏”，它以自然面目呈现。

钱江晚报：你是一名非专业的作家，还有繁忙的其它工作要做，你如今是怎样安排你一天的时间的？文学这个梦想需要在这么繁忙的人生中实现，是否需要强大的毅力和放弃一些别的什么？

杜阳林：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这句话很是激励我，也促使我养成了面对时间的珍重态度。我们常常听到“坚持”两个字，似乎做很多事都需要毅力，需要自律，需要一种恋恋的舍弃，但我在面对写作这件事时，初心还不是“坚持”，而是“喜爱”，喜爱是一种自然的态度，不需要太过用力地“持之以恒”，而是快快乐乐地做一件“让灵魂感到舒服的事”。也许这正是我作为“非职业作家”所能获得的一点“优势”吧——不将写作当任务，兴趣便是最好的“坚持”。

钱江晚报：我听说你还没有到过杭州？可否对仍然属于你私人地图中属于“远方”的杭州的读者说几句？

杜阳林：虽然还未到过杭州，但我很早以前，就对杭州这座城市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也曾说过“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我想象中，这是一座诗情画意、有着众多历史名胜以及美丽传说的城市。有杭州朋友告诉我，他们生活在锦绣山河中，春来赏苏堤桃花，夏来采莼湖心亭，秋时望月六和塔，冬时吴山看松盆，一年四季这般惬意且雅致的日子，令我羡慕不已。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杭州，看西湖的菡萏，尝醋鱼之美味。也希望杭州的读者喜欢《惊蛰》，欢迎他们来成都作客，看看四川的山水。

杜阳林：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专委会副主任、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任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部门主任、成都女报总编辑；作品散见《十月》《收获》《中国作家》《美文》《海燕》《湖南文学》《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文学期刊；著有《惊蛰》《步步为营》《长风破浪渡沧海》等小说和散文集；四川南部县人，长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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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更新了！杭州市托育机构备案白名单发布

昨日，《为什么要送宝宝上托育园？在杭州，如何选择放心靠谱的托育机构？》一文提醒家长选择托育机构时，要关注机构选址、采光通风、人员配置、卫生条件、食品安全、收费标准等内容。但又有家长开始犯难了：托育机构到底靠谱吗？这么多看不过来怎么办？

请认准《托育机构备案回执》！如果机构取得属地卫健部门发放的备案回执，那家长可以放心选择。

截至2023年6月底，杭州市共有1183家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完成备案登记，其中托育机构472家、幼儿园托育部711家。

杭城的托育机构不仅招收18-36个月的宝宝，不少机构还开设了托小班（12-24月龄）、乳儿班（6-12月龄），为小月龄段的婴幼儿家庭提供照护服务。

小编为大家梳理了一份

杭州市托育机构备案白名单

一起来看看

杭州市472家托育机构备案白名单

上城区

拱墅区

西湖区

滨江区

萧山区

余杭区

临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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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区

桐庐县

淳安县

建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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